主题: 【名篇欣赏】鲁迅:破恶声论释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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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发表于:2013/8/13 18:15: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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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《破恶声论》释译

弁言

说是释译,却只见译文,释在其中矣。鲁迅在留日期间发表在《河南》上的几篇文章,汪晖称之为古文,盖相区别与当时通行之文言也,余不停地查字典,证明汪言不妄,词汇多出于上古,《庄子》尤多,秦汉魏晋隋唐有之,宋以下绝少,惟此重复劳动没有太多价值,不再一一列出,尽量把原意(其实是字典的释义)用在译文里,即尽量做到通过与译文对照可以了解原文字词的今义。今译《破恶声论》的难处有三,首宗在于明知道鲁迅是现代人,他若将文章的意思口述给别人的话,必是另一番口吻,绝不会用如此难懂的古文,所以今译时就难免会串到鲁迅的白话文章里去,若换成古人则无此牵挂。其次是文章本身,对鲁迅著作的解读或理解,在专家学者那里尚争论不止,可见之难,用今译这种中学生的功课来认识鲁迅便立显单薄了,甚至有糟蹋原著的危险。好在这次在网上搜到了汪晖同志在清华大学的两次讲稿,作为原文整体理解的主干,想来不会“糟蹋”太多;再次为文章的“语气”,往高里说是气韵,今译出来总不能太像是中学生说的话才好,毕竟是一百年前的文章,毕竟鲁迅,今译太水自己都看不过去,但若全照顾气韵就不如不译,既然选择今译,结果就免不了接近敷衍与对付——聊胜于无耳。

知难而退本是我的一贯作风,但因为想读《文化偏至论》,所以还是下决心译出《破恶声论》——这似乎太不像因果关系了,只好再找补几句:读《文化偏至论》的时候,为了图省事,在网上搜译文,但这些今译一到要紧处便糊涂了(这大概就是第二个难处在作怪,说理性的文章,一字含糊逻辑就断了),只好死心塌地查字典、搜集网上资料,很快发现收在《坟》和《集外集拾遗》中的这几篇“古文”,许多词语是互见的,单读一篇,理解可能会有偏差,于是像贾金斯先生一样又去找其他几篇,最终决定将发表最晚的《破恶声论》今译出来,等于是先“抄底”看一看,自认为这样似乎可以减少一些误解。另外,与前几篇主要“别求新声于异邦”相比,这篇《破恶声论》主要是说中国的事,译起来估计会顺畅些,何况它还比较短(原文标了“未完”字样)。

译的时候又惦记着《文化偏至论》,所以两篇文章都摊在眼前,难免顾此失彼,所幸这篇《破恶声论》的终于收工了,为免自己下次看的时候起疑,将需要说明事项罗列如下:

一、原文共分四个自然段,今译后篇幅更长,故标上序号,序号下的分段纯属自作主张,没有任何根据,好处有二,一免得眼花串行,二是可以喘口气。另,今译的标点符号与原文略有出入。

二、对于因古文句式、语气及表达习惯而省略、代指的内容,按现代汉语习惯需要补全的,今译对补全的部分不另加括号。为使阅读、表达顺畅加上去的文字,一律加括号,以示区别。

三、对原文中重要词汇的今译见文后“说明”项。

四、原文中有两处整句引用了《庄子》,今译处理为:标明出处,引文用原话,括弧内加注释或今译。其他今译用原文词汇处酌情将释义加在括弧内。其他需要在今译中说明的也写在括号内,一般用“指”字开头,表示不是原文的内容。

五、备注与存疑:对今译需要说明的,在括号内标“注”字和序号;几处存疑单列在后面,今译中以**为记,以便求教。



2011年9月17日记



《破恶声论》今译

一、

“根本剥蚀,神形彷徨”,华夏之国将在其子孙的相互攻伐中自行枯槁,而举国上下听不见反对的声音,政治归于荒寂,天地如同闭合。各种蛊惑人心的言论甚嚣尘上,胆大妄为者日益猖獗,庖中投毒,砧上操刀,唯恐父母之邦不早毁灭,而举国上下听不见反对的声音,政治归于荒寂,天地如同闭合。但我并不绝望,把更大的希望寄托在将来,期望聆听到智者发自心底的声音,并感受其内在的光明。这种内在的光明,足以冲破黑暗,发自于心底的声音,必然远离虚伪与狡诈。人群中有了它,就像早春发出的鸣雷,百草为之萌动,如曙光东起,暗夜就会消失。但是,不能期盼每个人都能发出这种心声,都能在内心拥有一份光明,只能期望一二杰出的先觉者,站出来做出表率,让大家看,若如此大约可以使我们免于沉沦。愿望虽很陋小,但也等于留独弦于槁梧之琴,仰孤星于秋夜之空。若连这样也做不到,只有增加叹息了。

外在的力量聚集袭来,只有须弥、泰岳这样的大山或许不为之所动,除此之外的有情之物,不可能没有反应。疾风吹过山洞、骄阳临河直射,受到风蚀日灼,自然都会发生损益变化,这是物质的本性。至于有生物,反应就会更强烈,气温升高,蚁虫就开始奔走,晚秋一到,鸣就会虫归于沉默,昆虫飞翔爬行的活动,无不因外界环境变化而改变其活动的状态,这是生物的生理本能。但人类是顶级的的生命,当他受到外界力量的触动所表现出的反抗与接纳等种种变化,虽与其他生物有类似,但又大不相同。人在春天情绪会跟着畅顺,夏天感到心情凝重,秋风萧瑟,意志又不免消沉,到了冬季又会陷入肃然思虑。人的情绪会受到时令的牵动,但天时却不会尽遂人愿,二者不免相互冲突,天时人事,皆不足以改变人的内心世界,开口出言必忠于自己的内心,如果是违背内心的话,虽天下唱声一片而不与之附和。这种声音,是充满内心的、不能自已(控制)的,是蕴含着内心的光明,是在脑海中激荡的波涛。所以,这种声音一旦发出,天下为之惊醒,它的力量或可超越万物,震荡在人世间,使人惊恐四顾,“惊恐”,正是对形而上的精神追求的开始!声音只有发自于自己的心底,我才是我,人才开始真正认识自己;每个人都起来作自己的主人,那么,整个群体的觉醒就不远了。

如果我们像草木一样随风趋势而倒,如群鸟般从口中发出同一种声音,这种声音是没有经过内心领悟的,仅是人云亦云如同开关按钮一般,这便是草木之声、是鸟类之声,恶俗浑浊,不过如此了,这种声音只能增加悲哀,可视为更严重得荒寂。而今日之中国正处于这种荒寂的境况之中,先前政局动荡,外敌乘虚而入,战火之下,美妇自污其面以避祸,有识之士被困于冰冷的旋流;这种先前经历的屈辱伤痛依然堵塞在后人的胸间,虽不可打量其内心,但观其外表,疲惫蜷缩、蛰伏冬眠的状态,已经很久了。

到了现在,形势又为之一变,各种奇异的思想、奇异的事物,逐渐进入中国,志士们多怀畏惧之心,相继远赴欧美,准备采集其文化,纳入父母之邦。他们沐浴在清新(文化)氛围里,必有全新的感受,他们所遭遇到的思想潮流更与以往截然不同,但流淌在血管里的,依然是炎黄热血。被扼杀在内心的固有的荣耀与神彩,一旦遇到外部的刺激,便勃然怒发了。于是复古纳新,精神焕然通彻,既无限地扩张了自我意识,又能及时(将这种新思想)带回祖国,敞开闭合已久的心扉所发出的声音,其声势必壮如雷霆击物。梦中的人还在梦中,但毕竟觉醒了这一些人,国人也许是靠这些先觉者而不被灭绝,与国人能够存续下来的原因相同,中国也正是靠着这些有识之士(的呼喊)而存活到现在。虽然如此,但时光不断流失,政治荒寂的现状却仍在继续。上下求索却寂静如无人,内不见心声自发,外不见应者,愚昧且沉默,处于一种若存若亡的状态,(如此下去)恐怕就会形成一种偏见,认为受到的伤害太深了,因此会长久地枯槁下去而不能再恢复到昌盛、盛局面了,这种悲观情绪是更让人伤心下泪了。况且我还知道,这种强调困难的人是很会振振有词的。

这今十余年来(注1),受到的外侮日益加深,一些人士逐渐从睡梦中醒来,知道了什么是“国”,什么叫“人”,急公好义之心萌动,独立自存的愿望加深,各种言论波涌而来,行动也日渐多了起来。来中国游历的外国人,莫不惊讶中国维新之迅捷。国内年青的读书人,走出去接受国外的文化、制度,相仿其喜好和说话(即言谈举止),高帽西服走在大街上,见到西方人伸手相握,谈笑风生,而毫无逊色。在国内受了新思潮影响的人,也全都争相对国人提耳面命,大声疾呼,告诉他们生存于二十世纪的公民,应当是何种的状态;而听者无不首肯,尽力按照他们说的去做,唯恐落于人后,并且又天天在报刊鼓舞,出版各种书籍从旁协助,中国的文言文,虽说诘屈聱牙难于通晓,但终究还算是输入世界文明的有力工具。倘若再革新武备、振兴工商业,那么国家富强,指日可待。我们今天正处于一个“准备时代”,一切事物都在发生着改变,如果把坟冢里的死人叫起来告诉给他这种变化,死人也会开口惊呼现在的筹划和议论,无不超越前人、超越古人,只有去遗憾自己死早了,这怎么能说成是“荒寂”呢?等等。如果这样看,那么今日之中国,便正是一个吵吵闹闹的混浊之世了!人在世间应该说什么样的话?应该做什么样的事呢?是发在心底的声音,是照耀内心的光明,却都很难见到。

时局形势发生了变化,人求生的办法也会随之改变,人要担心饥寒,便本能地竞相通过各种途径去谋生,有的人便拉拽上了维新的“外衣”,用来遮蔽其自私的身体,于是乎作为工匠就去赞美自己的斧头,却把国家积贫积弱的现实委罪与农夫使用的犁杖(的落后);猎户则高扬自己的弓箭火铳,却说百姓困乏是因为渔夫过于爱惜渔网了(不肯改进变革),若是游历欧洲,就偏去学习了女子束腰器具的制造方法把它带回国,再把对细腰蜂蚁的崇拜说成是文明,并宣称不能细腰的女子就是不文明的野蛮人。假使他们真的是工匠、真的是猎户、真的是束腰器具的制造者,也算是好的,试想其实际状况,并不是以上各种技能技术所比喻的那样,他们的心是荒诞污秽的,只是把从别处听到东西再从耳朵里拿出来炫耀、蒙蔽一时。因此这种声音纵然高唱声千万,附和声亿兆,也不足以破除人界的荒凉;而是在日日投下鸩毒,正在加速中国的溃败,这种增加悲哀的做法,不是比任由其荒寂下去更严重吗?故而,现在我所看好的所期待的,是在有不随从附和众人喧嚣,独具自我见解的人士,用深远而细致的洞察力,评定出世界文明的高下,向着自己坚信念的理想目标而去,像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中说的那样“举世誉之而不加劝(劝:努力),举世毁之而不加沮”,有愿意追随者任其来,如果是施以讥讽谩骂,使他孤立于世,也无所畏惧。这样也许就能以天光照亮阴暗,启迪国人内心的光明,每个人都做自己的主人,不随波逐流,中国就可以站立起来。

现在,生活在被征服的文明古国里的人民,一向被我们的志士们所鄙视不屑提及,现在他们都进入自我觉醒的阶段了。他们敞开真心地呼喊着,发出的声音透射着光明,人民的精神被发扬了出来,逐渐不为强权暴力与诡诈手段所控制,而中国为何依然独自荒寂无声呢?是因为杂草拥塞了前行的道路,有识之士便难以出世吗?还是因为众声喧嚣充满了人的耳腔,因此听不到发自渊底的心声。于是就宁可闭口不言呢?可叹呀!观察历史所给出的垂示,我知道在人类的前进中需要有先驱者来为之开辟道路、为之扫清障碍,所以也一定会出现强有力的人物,然而恶声浊流如汪洋一般,就连强有力的人物也被吞没了,华夏沃土,如凄冷荒原,黄帝神在长啸叹息,种族本性散失,发自心底的声音与内心的光明,两下遥不可期。虽如此,但事情往往错在自我局限**,自己主动在江中投下一束芦苇,其希望就会大于等待别人的大船,我并不绝望,把更大的希望寄托在将来,这便是写下此文的原由。

二、

总结现在人们所提的主张,按照事理去考察,借助命名给它们归类,就可以将这些主张分为两大类,一类是说:“你要成为一个国民”,另一类是说:“你要成为一个世界人”。前者以“不如此就会亡国灭种”让人屈服,后者以“不如此就是挑衅人类文明”让人屈服。寻求其立论的源头根据,虽说都是些没有条理、没有明确目标的东西,却都是在消除人的自我意识,使人浑然一无所知,不敢与别人有所区别,个性泯灭于整个群体之中,就像是用黑暗掩盖住了各种色彩,如果不依从附和的话,就拿大众群体意志作为笞杖,打击压迫,让你不能施展抱负。过去受到仇敌的压迫可以呼吁群体来援助,苦于暴君的压迫也可以呼吁群体起来推翻他,现在个人受制于群体,还有谁会寄予同情呢?所以在民众中出现(被压制的)“独夫”,就始于今日,以少数人压制大众是过去古代的事,大众可以反抗它、可以脱离它;以大众虐待少数人却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,而且还不允许少数人抵抗,大众提倡自由,而这种以众欺寡式的自由,其卑劣与空虚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。人一旦丧失了自我,还会有奋起呼喊的人吗?而这种大众式自由的狂欢与嚣张才刚刚开始,尚呈方兴未艾之势。上述现在流行的两类主张,虽然或者会有相反甚至对立的地方,但它们在毁灭人的个性上却是高度一致的。总结其言论主张举其大宗来说,第一类(即国民说)的主张有:破除迷信、崇拜侵略、尽国民义务;第二类(即世界人说)的主张有:同文字、弃祖国、尚齐一(注2)。至于他们用来捍卫其主张的坚强后盾,便有科学、适用技术**、进化论、世界文明等等,言辞间很是自负,好像牢不可破。但对于什么是科学?适用技术是用来做什么的?进化的原理和状态如何?如何来领会文明的含义?却只有含糊其辞,不能把它们一一说清楚,甚至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。可悲呀!树的根和干都动摇了,枝叶还会有依托吗?难道这些人真的是随波顺流而下,不能自主,于是暂且随声附和以迷惑世人?还是自知浅薄,只为吃喝打算,不得不借此面具在天下沽名钓誉呢?名声倒是是够“丰厚”了,但给他人造成的伤害又怎么算呢!所以,要对中国今天这种混乱局面有所指责的话,就是担心这样的“志士英雄”太多了,而真正有自我意识的人又太少了。“志士英雄”,并非不好,但他们用妇人的头巾蒙面,不敢表露心声,因而神形恶浊,总给人一种病态的感觉**。

奥古斯丁、列夫·托尔斯泰、让·雅克·卢梭,他们的所作的《忏悔录》是很了不起的,是心声的自然流露。如果志士英雄们的主张原本就没什么实际内容,只是抱定牵强附会的宗旨,动辄道貌岸然地说什么利国、利天下,那么我愿意先听一听他的真心告白。但,与其让他们把自己的真实用心在人前公开,使之羞愧,还不如就此闭嘴收起他们的议论,荡涤去污垢恶浊,还大众以清新明朗,包容并等待天才的涌现,来启发每个人内心的光明,只有这样坚持走下去,才有实现人生的意义的可能,人的个性也不至于沉沦于污泥浊水。但志士英雄们是不肯闭嘴的,所以,也只好去分析、解剖其言论,以便弄清其主张的是非曲直了。

三、

“破除迷信”的呼声,在今天尤为强烈,不但时时沸扬于读书人的口中,而且聚集成大套的理论了。但皆不先说明白什么是正信;不能确立正信,就无从在比较中知道什么是迷信和荒诞了。人在天地之间,如果认识和智力还停留在混沌愚昧的原始状态,思想简陋,就不用说了;倘若人已经并不满足于物质生活,就必然会有精神上的需求。所以古印度人,看到疾风暴雨,黑云盘旋,奔雷闪电时作,就会认为是雷神在与敌搏斗,人为之震撼恐惧而生虔诚敬畏之心。古希伯来人,认为壮观的大自然,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神秘,于是有关神灵降临的传说与迎奉神灵的法术便兴起了,后来的宗教,就是由此萌发孳生而来。虽然中国的志士们称之为迷信,但我却认为这是有精神追求的民族,希望脱离相对有限的现实世界,去追求无限的绝对至上的精神世界。人的心灵必然是要有所依托的,没有信仰无以支撑,宗教的兴起,是不可能停止的。回顾我们中国,向来就以普遍地崇拜万物为文化的根本,敬天礼地,有充足的仪轨定式,从发育到壮大,整然有序,有条不紊。从崇敬天地开始,逐步普及到万物,凡人类的一切思想知识学问以至于邦国、家族的制度,无不发端于此。其功效显著,大无可比**,人因此便不会轻视养育自己的乡里故土,也因此不会发生阶级(对立);其他纵如一草一木一石一竹,均视为是含有神秘的灵性,有玄妙高深的义理在其中,而不是简单地看成是一种物质,其所表达的崇敬与关爱广远且博大,世所未见能有与其相匹敌的。但民生多艰难,这种本性日渐稀薄了,到今天也只能见于古人的记录与本性未失的农夫;到士大夫中去寻找,太难了!

如果有人,说中国人所崇拜的不是无形的神灵而是一个个有形实体,不是一种主宰神而是万物皆有灵性,这种崇拜与信仰就是迷信的、荒诞的,那么请问:对于无形的神灵、单一的主宰神,你如何能肯定它就是唯一的正确信仰呢?宗教的起源,本是在有精神追求的民众之中建立起来的,纵然信奉的对象有多神与一神、无形与有形的区别,但它们在满足着人的精神需求上,则恰恰是相同的。环视各种生命,详察大千万物,好像无不充满了对人生的感悟,无不蕴含着微妙的义理,这就如同诗歌的所表达境界和给人的震撼力,是多么的美妙啊!也就是现在感通神明、向往神秘的人士想的理想指地吧,而中国早在四千年前就有了呀;把它斥责为迷信,那正信这种东西有是什么呢?大约处于道德风俗浮浅的末世中的读书人,精神已经窒息,只有崇尚肤浅的功利思想,躯壳虽在,但已经丧失了敏锐的知觉(指对万物的领悟和理解的能力)。于是对于充满人生况味与有趣神秘的宗教信仰上的事情想不明白,对于自然界中物种生命的排列归属,更不放在心上,著书只为稻粱谋、俸米有望勤折腰;遇事便以自己为标准来衡量别人,因为自己没有信仰,就把别人有信仰当成了一桩大怪事,把对外吃败仗、国家蒙受耻辱这样的罪过,也全部加在有信仰的身上,制造出种种谬论来,必以尽悉颠覆人的精神寄托和神秘信仰为快事。不明白破国毁家的,从历史得到的验证来看,正多是这些这些无信仰的人,而与(有迷信习俗的)乡里小民毫不相干。“伪读书人”必须去除掉,“真迷信”大可保存下来,这才是当今的急务。

在攻击宗教信仰的言论中,自称理由充足,名声尤其显赫的就是把 “科学” 一当成衡量一切的标准的那些人,他们稍稍听到了一些关于物质上的知识,便说:“磷,是一种元素,不能叫鬼火。”略微翻了翻生物方面的书籍,就说:“人体,是由细胞组成的,哪里有灵魂呀?”知识还不能全面掌握,便动不动用其在 “理化杂说”一类书籍中所拾取的最肤浅且多谬误的东西,来解释所有的事。他们也不想想,种种神秘的事理是千变万化的,决非一册“理科入门”所能涵盖的,用一种学科知识去攻击另一种学科的知识,不是在颠覆科学吗?意图把科学转化为宗教的,西欧已经有人这样做了,德国有一个的学者叫海克尔,是研究生物学的,他终于建立了科学与宗教结盟的“一元论”宗教学说,他认为应当另立起了“理性的宫殿”,来供奉十九世纪三位一体的女神。哪三位呢?就是真、善、美。但仍然奉行着宗教的仪式,使人改变对宗教的原有的认知,不舍弃对现世的追求,而努力进取。到了尼采,则采选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,来攻击基督教,另外建立了他的“超人”理想。虽说是以科学为根据,但并没有脱离宗教与幻想的气味,尼采的主张,只为改变人的信仰,而不是摧毁信仰,其思想意图是显而易见的,但迄今为止,尼采的思想还没有被发扬光大。大致上说以现在科学所能揭示的规律,还达不到极其博大精深的程度,举着它来招徕众生,听它的人就可能会不满意;只有一种学说的首创者,他的思想学术志向操行,大都博大深邃,勇猛坚贞,其思想主张纵然被同时代人抵制,也无所畏惧,这正是才德出众的人啊!鉴于此,对只把酒饭当成行事准则,别无操守,还妄想剥夺他人信仰的人来说,虽然有“元素细胞”作为护身铠甲,但其悖谬不合事理的地方,已经是不用过多的话来解释了。我不理解的是听到这种议论的人,为何还会顶礼膜拜、不住赞颂他们呢?

虽然这样,但还算是好的,更为卑劣的,是专有一班人致力于毁掉佛教寺院(注3)。(他们的理由是)国民既已觉悟,就应当兴办教育,而志士们大多贫穷,富人又往往吝啬,教育救国势不可缓,为今之计只有占据寺庙来教育子弟。于是先破除迷信观念,再击毁寺庙中供奉的佛像,自封为头领,聘请一名教师,总管一切事务,学校就算成立了。佛教教义崇高,凡是有见识的人都是认可的,中国对它有什么可指责的呢?而要迫不及待地灭法。若说现在的佛教对增进民众信心没有作用的话,就应当先自省一下民众道德是怎么堕落的;想挽救民众道德,对佛教发扬光大尚恐来不及,为何反而要毁坏它!况且学校在中国,是何种的状况呢?教师的学力普遍很低,虽有一点肤浅的西学知识又不很明了,只能故作新学姿态,用来迷乱外人。讲古代史便说:黄帝伐什么尤,汉字尚未认全;讲地理则说地球经常会破损,但还可以修复,大地实体与地球模型尚且不能分别。学生得到这种知识,只会增加无知骄横,自命为中国的精英,没做成过一件事,高傲神气却超过了开国元老;他们的志向操行又很卑下,其目的也仅在换取功名上,靠他们在将来让中国站起来,危险啊!近来的佛教徒在修行上虽然哀退了,但比起这些学生来,起码在内心清净上还是要强很多的。

若在南方,更有一帮执意于禁止民间庙会的志士。要说农民耕作,一年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,好不容易等到有空闲了,就会举行谢神的祭祀活动,举起酒杯犒劳自己,洁净三牲酬谢神灵,在精神和肉体,两方面都得到了愉悦。号称志士者兴起,指责乡民举行这种活动,完全是在浪费钱财和时间,于是奔走呼号,竭力遏止,还将乡民为酬神准备的财物没收充作公用。哎呀!从还没有破除迷信的时候算起,生财之道,实在没有比它来得更快的了。这是要让人精神昏浊,本性沉淀;或让人精神空虚,沉溺于对感官物质享受的追求,做的太过分了。换句话说朴素的农民,其内心纯净,却又是终年劳作,他们必定也有张扬精神的需求。因此农家便会每年举行仪式答谢上天所赐予的大福气,自己也承蒙上天的庇荫而举杯欢聚,使心身稍事休息,预备更繁重的劳作。现在连这种活动也要禁止,这是要让人学轭下(注4)的牛马呀,人不能忍受,必定会以其他方式发泄出来。况且这种自娱自乐的事,他人不应当干涉,诗人用高声朗诵来表达内心,即使暴君也不会干涉;舞者用扭曲伸展的动作来舒畅自己身体,即使暴君也不会干涉;农民的自娱自乐,志士们却来干涉;所以志士们的危害,远比暴君还要猛烈呀!

这正如《庄子》里说的:“乱之上也,治之下也”(意思是:搞乱社会的上策,治理国家的下策,也就是常说的“成事不足,败事有余”),至于破除迷信的支流细节,还尚有许多种,举其大概,首先要算是嘲讽神话了。凡古希腊、古埃及、古印度的神话,全都拿来嘲笑,称大可作为笑料。想神话创作,来自上古时代的各部落先民,他们目睹天地间万物的神奇,就凭着想象力把它加以人格化,想象出许多古朴怪异、神奇可观的神话传说,若信以为真固然有失恰当,但去嘲笑它就太糊涂了。上古先民,有如此的想象力,作为后人当对其丰硕成就感到如何地惊叹!何况欧洲的西方文艺,多蒙受其惠泽,思想学术,因它而得到提高,达到美妙境界的,不知有多少。倘若想研究西方的人文科学,对西方神话进行研究是首先要做的事,若不知道他们的神话,就不能了解他们的文学艺术,对人家的文学艺术糊涂无所知,对期中反映的文明成果,又怎么会有所收获呢?如果说埃及是因为迷信而亡国,就把它的上古文明,全部加以斥责批判,这真是小孩子的见识,古代和现代的区别,尚且不知道,对这些人即使有一丝笑容也应该吝惜起来。

其次是借口科学,来怀疑中国悠久神话中的龙,考察其由来,其实是拾外人余唾(说外人说过的话)。这些外人只知道崇拜表面的金钱与武力,没什么内涵底蕴,见中国衰落了,就连中国的一块石、一株花,也加以菲薄,于是吹毛索疵、搜求挑取,竟然以动物学的原理,来否定神话中的龙。想龙之所以成为神物,本是我先民想象力创造,拿来作为动物学中的例证,只能是自证其愚蠢了,而我华夏同胞,贩卖这路货色是要干什么呀?或许所谓的“国民”就是如此吧,非但“无足”(够不上)惭愧,这种(指以生物学的原理来否定神话之的龙)丰富的想象力,倒更该自我发扬了。远古有印度、希腊,近古有东欧、北欧各国,从神话传说到神灵崇拜的传统,其丰富程度,别的国家是不能与其相提并论的,他们的人民天性奇伟而高远,也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,我没有见后世对他们有什么诟病的。只因为神话神物不能自己创造,就去长途贩运,就认为先民的想象力太贫乏了,真该“有足”(够得上)惭愧了。可悲啊!龙是国家的标志符号,而加以诽谤,我们这些固有的典章文物在世间将荡然无存了!而俄罗斯的国徽是长着两个脑袋的鹰,英吉利的国徽是像人一样相对而站的两只狮子,(这两种形象的动物同样是违背动物学之原理的)却唯独不蒙受诟病,为什么呢?只因为国势兴衰不同呀。科学原理也因此被掩盖了,金钱武力于是就填满其内心,像这样的人,能跟他说正经话吗?直唾其面罢了。现在(志士们)更要创下古今天下闻所未闻的奇事了,他们要规定出一个“正信”宗教来强迫国人来信奉,连心也要被他们剥夺,信仰自己不能做主,然而这般破除迷信的志士们,却正是这种他们所要建立的正信宗教势力的忠实奴仆。

四、

崇尚侵略的人们很像是有机体的动物**,兽性占据主导,最具奴仆性。中国的志士们为何要附属于它呢?上古先民开始只分为不同的部落族群,后来才发展成国家,划分出疆界,生于此长于此,适应天时,分享地利,凭借自己的力量改善生计,和睦相处互不攻伐,这大约是最好的状态了,但也并非做不到。回顾人类进化起始,还是微生物,从爬虫类动物到食肉类动物到类人猿进化直到现在(注5),原始本性隐伏其中,时而会暴露,于是就会有嗜血杀戮发动侵略的事发生,夺取他国的土地人口和财产来满足自己的野心;而有时又会顾及到舆论影响,便编造出许多好听的名堂来自我掩盖,经过的时间久了,便深入了人心,大众渐渐也就不知其来龙去脉了,本性跟着习惯全都改变了,虽是智慧贤人,也会被染上污秽。如在俄罗斯的波希米亚地区,素来流行一种泛斯拉夫主义,身居高位者,他们的这种愿望(指泛斯拉夫主义)和言行,只是还没有普及到乡间农夫那里,但忧思善感的诗人,内心已经被熏染了,即使是用卓越博大的思想也难以洗涤干净。这些诗人所宣扬的爱国,大都并不是用艺术的才思情致,去抒发人类的荣耀与光彩,而足以为世人所尊崇,反而是拿赞颂军队武器如何地精锐,侵占的土地屠杀的人如何地多,来喋喋不休地为自己的国家粉饰增光。到了近代,才知道人是另有本性存在的,虎狼行径,不是其首要,此风才稍有收敛。但在下层人士中,还未能摆脱影响,有远见的人对此很担忧,他们于是视战争为蛇蝎,在人间大声呼吁和平,这也是震荡在内心深处的声音,在这些有远见的预言者里托尔斯泰是其中的一个。他说人生最为可宝贵的,比不上选择自食其力的生活了,对武力侵占掠夺,必须施以最严厉的禁止。下层平民百姓没有不喜欢和平的,而上层统治者却喜欢喋血杀人。驱使人民参与侵略,丧害人民的生命,导致家室残缺,得不到庇护的惨状遍及全国,人民流离失所,这是政治家们所造的罪孽呀!怎么才能根治它呢?最好的选择是不奉命。命令出征但士兵不去集合,照样拿着农具在田里耕作,平和而快乐着;下令将他们抓起来治罪,但官吏不到,照样拿着农具在田里耕作,平和而快乐着,在上独裁者被孤立,在下臣民拒绝奉命行事,天下就太平了。但平心而论托尔斯泰的这种想法也有问题,假如全俄罗斯早晨这样做了,傍晚敌军就会到,人民早晨将武器弃于脚下,傍晚就会失去土地家园,流离失所、四散逃亡的情状,比其前一种情况(指奉命参与侵略战争)还要糟。所以托尔斯泰所说的这番话,作为一种理想是很好的,但要落实到实际行动,结果便会违背初衷很远。但,这也仅仅是就利害权衡而言,在探察了人类存在的差异性后,也应当知道这种权衡利害的想法也是错误的。

人类在进化的道路上,(不同地域不同族群)在进化程度上存在着区别和差异,有的保留了蛆虫的本性,有的保留了猿猴的本性,纵然再经过万年,也不会完全相同。即便是部分达到了相同,遭遇到一个不同的更强者,整个族群体制就会立即溃败,人的本性柔弱温和,就像是羔羊,即便是只有一匹狼进入牧场,也能将它们杀得一个不留,到此时再祈求保护,只能是后悔太迟了。所以嗜血杀戮、侵占掠夺的行径,就是兽性的爱国,人要想超越禽兽,就不应当羡慕这种兽性爱国的思想。但战争绝迹、永久和平,又一定会晚于人类的灭绝,要在地球分崩离析之后;那么军事武备的寿命,大概要与人类同始同终了。然而这样做(常备武力)只是为了自卫,避免遭受虎狼的兽性侵略,不是借此作为自己的尖牙利爪,来残害杀戮比自己更弱小的族群,要让武力为人所用,而不是硬把人变成武力的奴役,人只有懂得了这个道理,才可以跟他谈论军事,也才不至于把自己也同时置身于兽性的恶魔之中。虽如此,但观察我中国,世间这些议论,恐怕都是错的,说爱国的大有人在,崇拜勇士的也大有人在,但其志向过于强悍野蛮,他们的言论虽委身在文化层面上,口中发出的却是鹰隼掠食时的鸣叫,假使他们周身布满爪牙,如此用不尽的勇力足以拿来蹂躏地球,人性变成这样,就过于残暴了,但也还不能给这种人加上“兽性爱国”的谥号。为什么这么说呢?回答是:凡人内心的真实思想意图都会通过外在的言行表现出来,即包括了“内容”和“形式”两方面的事(注6),而在所谓的“兽性爱国者”是不具备的,这两方面具体是什么呢?一为内心崇拜强国,二是表现为侮辱被征服国家的人民。兽性爱国者,必定出生在强大的国家,国势强盛,威力足以欺压天下,于是唯我独尊,蔑视其他国家,拿进化论中的优胜劣汰作为种族优越论的依据,攻击弱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,必定要一统环球,让其他国家和民族都成为其属臣奴仆,非此不能满足。而我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呢?人民乐于耕种劳作,不愿意离开故土,朝廷上如果喜欢向外扩张,在野人士就会发出怨恨反对的声音,凡所能够引以为荣的,是其光辉伟大的中华文明,而不是靠武力来欺凌远方的邻国,中国人对和平珍爱,世间少有。只因为和平安乐的太久了,防卫日渐废弛,虎狼突然袭来,于是人民遭受涂炭。但这不能归罪于我人民,厌恶战争、憎恶杀人、故土难离、安于劳作,人的本性就是如此。倘若全世界人的习性都与中国相同,那就如托尔斯泰所言,大地之上,虽种族繁多,国家之间差别悬殊,但各自保守自己的疆域国界互不侵犯,经过万世也不会有混乱的担忧。兽性爱国者兴起,习惯于安乐和平的人民开始感到很害怕,朝夕不保,岌岌可危无以自保,如果不排除外敌威胁,就无法自主地生活;然而这种排除只是把侵略者赶回到他们的老家去,而不是我们也返回到兽性爱国的立场,更何况是安装起尖牙锋角来伤害更弱小的孤单无所庇护的种族呢?

而我们的志士们却不讲这些,满世界滔滔不绝的,是赞颂侵略的声音,对残暴强大的俄罗斯、德国,如同羡慕乐园一般地向往,对受阻于困境无处诉说的印度波兰人民,却以寒冰一样的冷言冷语嘲笑他们的败落。想我华夏大地饱受列强侵略之苦,已经很久了,虽未陈尸倒地,但鹰鹫早已集结而待,割地不够,增加赔款,人民也因此而饥寒交迫抛尸荒野了。从今以后,我们也应该装备起利矛坚盾,武装保卫自己,不能像臣属奴仆那样把自家珍贵封豕(大野猪)、长蛇,屡屡拿来贡献给列强。但我们武装起来只是为了自卫,不是去效仿其侵略者的做法,不是用来侵略别人的。为什么不崇尚侵略呢?要反问自己:兽性爱国我们是的敌人呀!

对于波兰印度,那是与我华夏同病相怜的国家呀,波兰虽素无往来,但那里人民很真诚,他们同样热爱自由,凡是有真诚之心、热爱自由的人,都会同情他们的国家沦为兽性爱国者“两方面”的实验品**,人没有自己乐意当奴隶的,所以谁能不对为他们的遭遇而忧思哀悼呢?而印度与我们自古就互有交往,我们送来了大善**(指佛教),思想信仰道德文艺,无不蒙受其厚赠,即使是兄弟亲眷,还会比这更好的吗?假使这两个国家有了危机,我们应当为之忧郁难过,两国陨灭,我们当为之嚎啕痛哭,当他们无祸无灾时就向天祈祷,愿他们与我华夏永世共存。奈何今天的志士们唯独不想这些,给他们加上“自取其祸”这样的诽谤之词,难道是因为屡屡蒙受战火,久久匍匐在强权暴力的脚下,就把固有的本性都丧失了,失去了应有的同情心,内心充满了势利,于是就迷惑、谬误、无知而这样做的吗?总体上打量喜好论兵用武的人士,因为他们自己屈服于强权暴力久了,便逐渐养成了奴仆习性,(他们中)忘记本性而去崇拜侵略的最卑下;人云亦云,不敢坚持自己主见的好一些。中间还有一种这两类都不隶属的人,他们突然返回到进化为人类之前的状态,我曾经在诗歌中见识到一二,其大意是拿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散布的“黄种威胁论”引以为豪,凶猛地吼叫,妄想摧毁伦敦颠覆罗马;留下巴黎一处,以供其寻欢作乐。散布“黄种威胁论”的,虽把黄种人比作了野兽,但其想象的惨烈程度还不至于如此吧!今天冒昧地告诉我华夏的这些壮士:勇猛强健,果敢不怯敌,都是人生应该拥有的品质,但这些只为保存自己**,而不是用来扑咬无辜的国家。

假使我们自立已经很稳固了,有用不尽的勇气和力量,那么就应当像波兰的贝募将军那样去帮助匈牙利,为民族解放而战;像英国诗人拜伦那样,去帮助希腊人民获得民族独立。为了自由去帮助他们张扬精神,灭亡专制,置身参与其间。凡是他国有危难,我们都去扶持,先从友好国家开始,其次到其他国家,让世界上,享有充足的自由,两眼注视着所谓的高贵白种人,看着他们失去殖民地、失去奴仆,到那个时候所说的“黄种威胁论”才算是开始实现。但在今天,大可以收起对强权暴力的极度羡慕之心,而去宣扬自卫的重要性。醒醒吧!我华夏也是一饱受侵略的国家,难道不知道自我反省吗?



【备注】

1、十余年来:指甲午战败以来,列强加紧瓜分中国,国内各种思潮泛滥,清王朝摇摇欲坠,对舆论失语的这段历史。

2、同文字、弃祖国、尚齐一:关于“世界人”的论题,文中没有展开,应该是“未完”部分的内容,故没有今译。其具体所指据汪晖演讲稿,为当时流行的世界大同思想、无政府主义,否则文章就失去了议论对象, “同文字”就是一律用西文,“弃祖国”就是废除国家,“尚齐一”是指在世界范围内以欧美白人为标准消灭种族差异。

3、乃有毁伽兰为专务:指清末“庙产兴学”事件,背景是章太炎、苏曼殊等对对汉传佛教现状的批判,如:对国家的兴亡漠不关心,对增进道德和信心毫无用处,甚至斥之为国之蠹虫(见《敬告十方佛子启》),具体行动就是“庙产兴学”,从此可见当时的鲁迅与章太炎并不完全一致,参见下文“若谓无功于民,则当先自省民德之堕落”一段及“且今者更将创天下古今未闻之事”一段。

4、轭:字书的解释是指驾车时搁在牛马颈上的曲木。但实际轭只可用于牛,驾马车时辕木和马鞍连接,拉车时脖颈用皮套具。驴拉车是脖子上用软“套引”或木“夹绊”。因找不到合适的现代词汇,仍用“轭”字。

5、人类顾由昉,乃在微生……以至今日:今译参考了鲁迅《坟》中“人的历史”一文。

6、诚于中而外见者,得二事焉:此处今译取《且介亭杂文二集》“‘题未定’草”一文对“二事”的表述,原文为:“这里所谓的 ‘相’,非说相貌,乃是‘诚于中而形于外’,包括‘形式’和‘内容’而言”。



【存疑】

1、自蔵:原文出现了两次,“事多失于自蔵”,“特此则以自蔵”,根据上下文,今译有所不同,前者译为“自我局限”,后者译为“保存自己”。

    补记:《文化偏至论》有:“然善自退藏”一句,语境相似,则“自蔵”,应为“自己主动退隐,藏身不用”之意,亦即过于保守设防,与本文前一句契合,与后一句则略有区别。9.26

2、适用之事:大约指工程技术制造业一类,今译为:“适用技术”。

3、每感人而令之病:今译为:“总给人一种病态的感觉”。上下文:“志士英雄,非不祥也,顾蒙帼面而不能白心,则神气恶浊,每感人而令之病”。原文并不是要否定“志士英雄”而是指责他们不敢表露心声。故“不祥”就是“不好”,直接译为 “不吉利”反而与原文本意及语气不合。“每感人而令之病”初译为:“总感觉是谁让他们得了病一般”,现在的译法等于是把原句改变成了:而令人每感之病。

4、大莫可名: 今译为:“大无可比”,从成语“大莫与京” 生剥而来,京、名都有大的义项。

5、崇侵略者类有机:“有机”一词颇为“现代” 暂译为:“有机体的动物”。

6、大祥:今译为:“大善(指佛教)”,根据是《易·大壮》:“不能退、不能遂,不详也,疏:祥,善也”,祥、详互通。但“大祥”一词又另有所指与出处:一指古时父母丧后两周年的祭礼;二是见于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:“尝窃观阴阳之术,大祥而众忌讳,使人拘而多畏。”这个“祥”又是通“详”了。



【说明】

1、心声与内曜:“心声”为现代常用词,除在需要特指时译为:“发自内心的声音”,一般不译。“内曜”:曜是照耀、明亮的意思,今译为:内心的(或内在)的光明。选择“光明”一词,除了与“曜”字义较近外,主要是为了与文中屡次提到的黑暗形成对比。

2、寂漠:语出《离骚》,具体所指见汪晖《声之善恶》的演讲稿,考虑“寂漠”与“寂寞”同音相近,今译以“荒寂”代替,不涉及具体所指。

3、向上:原文“向上”共有四处:“向上之权舆”、“而吾则谓此乃向上之民”、“本向上之民所自建”、“而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则同然”。从文意看应为“对形而上的追求”,简译为“精神追求(或需求)”,即 “倘其不安物质之生活,则自必有形上之需求”。

4、士:原文中有:士、士夫、士大夫、硕士、伪士等多种称谓。今译时有:读书人、士大夫、有识之士、假读书人等,具体所指需从原文议论的内容上去分别。

5、神思:汪晖演讲稿提示语出《文心雕龙》,意为“想象力”,遵此。

6、人界:“人界”一词,是作者拿“动物界”“植物界”相对应而造的一个词,放在文中特别传神,替换为“人类”等词反而无味,故沿用之。

7、大群、群:“大群”一词,指大众,民众。康有为 《大同书》戊部第一章:“何以成名誉而合大群?何以充职业而任师长?”黄人《<小说林>发刊词》:“果专为大群致公益,而非为小己谋私利,其小説之内容,果一一与标置者相仇否也?”(见网络《汉典》),可见“大群”一词,是当时的常用词,至少是新派人物流通的书面语。大群、群在当时有相当于 “社会”、“团体”的意思。今译为“群体”、“族群”、“民众”或“大众群体”等,不用“社会”一词,以免与现在口语的含义混同。

8、多数:直译为多数人,原文中的“多数”包含有对这种多数人“民主意志”的批判。参见作者在《文化偏至论》对“众庶”的论述。

9、灵觉:直译为敏锐的知觉,指人对事物的领悟和理解能力。互见于《摩罗诗力说》:“试稽自有文字以至今日,凡诗宗词客,能宣彼妙音,传其灵觉,以美善吾人之性情,崇大吾人之思理者,果几何人?”


  
  • 令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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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发表于:2013/8/22 16:30:59
  1. 沙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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